华夏时报记者张斯文于娜北京报道
被资本市场称为“疫苗行业世纪对决”的博弈，在7月9日加勒比海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的特别股东大会上达到高潮。
7月7日，6年前购入科兴生物（NASDAQ: SVA）股票的股东收到了一张每股55美元的股息支票——这笔钱相当于他当初买入股价（6.47美元）的8.5倍。然而，如此“慷慨”的分红却被中小股东视为内斗副产品。
一边是现任董事会以“75亿美元”分红为筹码争夺支持，另一边是赛富基金联合创始人尹卫东派系发动“政变”，最终宣布罢免现任董事会并任命新董事。而双方均宣称自己合法，将分红承诺当作权斗武器。
三阶段分红总额达每股124美元，以停牌价6.47美元计算，股息率超1900%。被冻结6年的股东面临“拿钱妥协或血本无归”的抉择。
争斗双方各执一词
特别股东大会罕见地对一项议题得出了“两个结论”非常谋略。
赛富阵营宣布，投票通过罢免李嘉强董事会，选举尹卫东、阎焱（赛富）、付山（维梧）等10人为新董事。
强新资本实控人、现任董事长李嘉强阵营则反击道：会议已被法院叫停，所谓新董事会“不合法”，并强调将继续推进分红。
具体来看，强新资本主导的原董事会于7月9日股东大会前突击支付首笔每股55美元分红（总额33亿美元），并明示“反对议案者将丧失后续股息”，直接以现金胁迫股东支持。
而科兴生物的困局始于私有化分歧。
2015年，共同创立科兴的尹卫东与潘爱华因私有化路径决裂。尹派获赛富基金、维梧资本支持；潘派则联合未名医药和强新资本（1Globe）对抗。
2018年控制权争夺白热化，潘派试图推翻董事会，尹卫东启动“毒丸计划”向盟友增发40%股份稀释对手股权，直接导致纳斯达克2019年以“治理失效”为由强制停牌。
2025年1月，英国枢密院裁定2018年股东大会程序违规，宣告毒丸计划无效，撤换4名董事为强新资本提名成员。新董事会由强新资本和奥博资本主导后，迅速推出分红计划巩固权力。
6月下旬非常谋略，维梧资本和尚珹资本在香港申请紧急禁止令阻挠分红，指控新董事会“为单方谋利”。但香港高等法院6月27日驳回申请，为分红扫清障碍——新董事会首战告捷。
然而，公司“内斗”受伤更多的则是中小股东，自2019年停牌至今，公司股票纵有“千亿市值”潜力，但无法套现，股东们束手无策。
现金“掏空”了怎么办？
股权争夺战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公司“元气”。
目前，公司研发几乎处于停滞状态，2024年上半年研发投入仅1.44亿元（同比降4.68%），新冠疫苗停产后还没出现主力产品接力。
因董事会争斗，公司的独立审计机构辞职，2024年年报迟迟不能披露，公司在纳斯达克退市风险不断增加。
不仅如此，主营疫苗业务的子公司科兴中维还深陷裁员丑闻，拖欠年终奖、强制解约等问题。
财报则能更直观地体现公司所处的状态。
2021年，科兴生物净利润达84.67亿美元，但随后迅速下滑，2023年及2024年上半年均出现亏损。
尽管公司2023年研发投入达3.45亿美元，但分红后剩余现金仅约20—30亿美元，难以支撑其高成本的研发需求。
生物医药行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科兴生物当前现金流水平可能限制其未来在疫苗及新药领域的创新步伐，加剧其业绩恢复难度。
因此，市场不断出现质疑此次分红是否影响企业长线发展的声音。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对于科兴生物而言，75亿美元的分红计划确实占据了相当大的现金储备比例，这可能会影响其未来的研发投入能力。如果公司的分红影响到了核心业务的发展，特别是新药研发等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领域，那么这种做法在行业中可能会被视为过于激进。”
“在生物医药行业，企业的研发活动是其长期增长和竞争力的核心。行业内普遍认为，企业应保持一定的现金储备以支持持续的研发投入。然而，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分红比例是否合理。”江瀚进一步说道。
显然，在混乱不堪的管理层治理下，曾经处在风口的科兴生物错失了腾飞的好时机。高额的利润留存本应成为公司腾飞的“燃料”，如今却只能以“分红”这种极低效率方式进行派发。
综上所述，股东们更担忧的是：75亿美元分红后，科兴账上仅剩28亿美元现金，且无新产品管线支撑增长。这场十年权斗的终极赢家或许是套现离场的资本，而公司治理信誉崩坏带来的长期代价，将由所有中小股东承担。
江瀚认为，新冠疫苗业务退坡后，科兴生物面临盈利下滑的压力。如果没有明确的第二增长曲线，比如新的创新药物或疫苗产品线，其长期生存能力将受到质疑。管理层需尽快制定战略转型计划，寻找新的增长点，并加强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
截至目前非常谋略，科兴生物的“清仓式分红”与控制权争夺仍未画上句号。新董事会虽宣布探索香港上市，但面对账上仅余约28亿美元现金、无主力产品接力的现实，科兴生物的未来在哪？《华夏时报》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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